2．禁止将盘查作为针对特定人群的歧视性手段。
在现行法律体系和行政运行管理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对于政务中心的法律地位、行政主体和执法主体资格，政务中心与各行政职能部门的法律关系，政务中心与政务大厅的关系，政务中心的法律责任等问题，需要从法理、法律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解决。[6]据海南省政务中心审批系统统计。
由于审批权被从原来各行政职能部门的处室剥离出来向审批办集中，进而向政务中心大厅集中，原处室的职能由过去侧重行政审批转变为主要制定规划、调查研究、拟定政策措施、加强监督检查，从而形成了决策、执行、监督适度分离而又相互制约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按照温总理的要求，下一步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的重点是投资、社会事业和非行政许可审批等三个领域。第二，创新政务中心的审批机制。政府还集中了过多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权力部门化、利益化的问题依然存在，造成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清理不彻底，一些应该取消的审批事项被合并或调整为审核、事前备案等，一些审批事项程序繁琐、时限长、办事效率低下。下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政务中心建设，应当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强化政务中心的集中审批。
以海南省政务中心为例，它们推行政务大厅的一站式服务，创建了对外四个一(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一个窗口收费)和对内五到位(授权到位、机构到位、人员到位、职能到位、监督到位)的行政审批办理模式，[5]全面增强了政务中心的服务功能。通过三集中，海南省实现了对行政审批事项和审批权的有序管理和科学整合，提高了依法行政水平，提升了行政审批效率。因为洪水冲垮了公路、铁路，为了能将讨论意见送到北京，地方上用油纸、油布把文件包裹后，空运到了中南海。
他上中国人民大学是刘少奇决定的，正因如此，作为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生的他才有幸参与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从此与宪法结下不解之缘。如在福州，300多个扩音器分别以福州话、闽南话向全市50万人播送草案内容。这个问题在1954年宪法起草的时候，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提起过。这一次，中共中央认真考虑并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多年后，已是我国宪法学界泰斗的蒋碧昆评价：那个时候，五四宪法实际上已经非常先进了。蒋碧昆：亲历第一部宪法2011年4月，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丁字桥寓所。
蒋碧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这辈子的路实际上与刘少奇息息相关。在中南海刘少奇办公室一楼的会议室，两人有了一个小时的长谈。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讨论检察机关能否查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刘少奇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犯了法，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检察机关才能查办。
蒋碧昆后来完全理解了五四宪法所受的限制。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再次提出这样的建议。而这个制度正是宪法能否实施的重要保障。于是绕道徐州，经济南北上天津，走走停停，辗转一个多月才到北京。
他对宪法起草工作的重视非同一般，据蒋碧昆后来所了解：最早是毛主席亲自带队到杭州起草，搞出了一个草案。他甚至开出了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宪法以及中国历史上各部大法做参考书目。
斯大林说：敌人可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命运则更为惨痛。
这一年的3月，蒋碧昆和另一位老师到河南遂平、郑州和河北唐山等地，调研城市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问题。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首届毕业生，蒋碧昆有幸参与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在我们进修期间，宪法起草委员会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师生参加制定宪法的相关工作，正好我的一位老师去了中南海，我由此参与其中。在当时，就如刘少奇多次强调的，这个国家只有一个主席，那就是毛主席。中南政法学院是全国第一次院系调整后诞生的高等法律院校，当时正在筹办本科，急需师资。但是要按组织手续办，要参加考试。
刘少奇转身问王光美：是要搞个人民大学，按照苏联模式建正规大学吧？王光美说：是的是的，快要筹备了。他还列举了未被采纳的一些意见：有些人提议在序言中详细地叙述我国的革命历史。
保护不了国家主席的宪法一届一次人大会议之后不久，蒋碧昆结束了进修，回到中南政法学院，在中国宪法专业任教，授课内容主要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宪草讲话、刘少奇所做的宪草报告以及新制定颁布的宪法。与刘少奇的亲戚关系，加上宪法学者的身份，令他的一生命运跌宕起伏。
老解放区还好，刚解放的地方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16期，作者:申欣旺、王雪 进入专题： 宪法 。
政协不是选举的，人家可以说你们是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我上人民大学就是刘少奇定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蒋碧昆与刘少奇之间的关系。在路过北京稍事停顿时，蒋碧昆专程去看望了舅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1949年7、8月间，长沙刚解放不久，蒋碧昆的妻弟鲁勋昌给舅舅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表达想去北京的想法。多年后，蒋碧昆通过档案获知：1954年5月29日，刘少奇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与刘少奇同乡与亲戚的关系，加上宪法学者的身份，令他的命运一生跌宕起伏。他感慨：实际上，我上中国人民大学就是刘少奇这样决定的。
但蒋碧昆和刘少奇的这一次见面，却成了永诀。两天后，《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宪法草案并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讨论。
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院内经受了又一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坐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奇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上世纪50年代中期，蒋碧昆编著了宪法的第一部普及读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名词简说》，反响很好。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普及宪法知识。到了这时候，他们才知道，刘少奇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家乡真的出了大官，都感觉亲切而又激动。
不久，刘少奇在中南海家中见了他们，询问各人家里的情况。宪法所代表的精神——对法制的尊重——显然并不符合政治运动的需要。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就建议中国，现在可暂时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制定宪法。1954年6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通过。
这也是斯大林前两次建议中国制定宪法，中国却一直没有付诸行动的原因所在。但他同时认为，这部宪法也有其局限性：到了1982年宪法修订的时候，大家才有了对宪法实施的监督制度的思考与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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